后记
有一天早晨，刚刚醒来的儿子突然给他妈妈说，博博在想问题呢。他妈妈一愣，旋即问他想什么问题呢？想爸爸的问题。爸爸的什么问题？爸爸的论文的问题。当时，我正坐在电脑前，听到才两岁多的儿子赵宏博如此童稚而又认真的答问，禁不住想到，这论文的写作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不影响我，他妈妈每次把他引到外面去，总给他说爸爸在想问题与写论文呢，这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否也太残酷了些？
还记得儿子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早晨。那是2006年冬天，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天寒地冻的时节，我从妇幼保健院出来，在那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地小城，却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当时，我的衬衫兜里正装着刚收到不久的博士录取通知书。这预示着生活又要发生新的转折，而这转折是伴随着儿子一起到来的，因此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我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神秘的启示，我体味的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在那亚热带的一天甚至一年之中最适宜睡觉的时辰，我的思维却异常活跃。走在冷清无人的大街上，脚步是轻松的，习焉不察的绿色，这时候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我很快意识到一切的快乐都是与自己所需承担的责任相伴随的。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我不得不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这意味着才两个月大的儿子，将跟随我们如候鸟一般地迁徙。最初他和爱人一起回到山东老家，一年之后，又跟我们来到了上海，而在这个似乎注定了还要离开的城市里，我们也是一年之中搬了三次“家”。我不知道这样频繁的搬迁会给儿子留下什么印象，而在我和他妈妈，却一腔酸楚。我的师兄张鹏曾在文章中写道，上海那么大，却连方块大小的地板都不属于他。我理解他的感受，但他毕竟在泰山脚下还有一片可以怡然自乐的后花园，我呢，难道非要应了“游”学无“根”的话吗？自儿子刚学会说话以来，我总是教他出生何地家乡何处姓甚名谁之类的话，这或者是想要他记住什么，但其间所反映的不正是我自己的惶惑吗？
或许感觉到我这游学无根的惶惑，导师葛红兵先生赐我一幅“绝学无忧”的字。这是先生殷切的期待，意思是让我放下忧虑沉潜于学问。先生说有什么困难尽管给他开口。这是他不止一次地给我提及这一点了。有一次，他带我们去春游，在锦溪的长廊上，他对我说，听说你爱人孩子也来上海了，什么时间到家里吃个饭。他提及了自己当年读书的情形，他说那时也很清苦，孩子也是两岁多，师母一个人在老家带，工资才二三百元，光孩子的奶粉就用去大半了。我知道这是先生以自己的经历给我鼓励。我非常感动，有些语无伦次而不知说什么好了。还有一次，是在他的书房里，师母热情地给我端上茶水，而先生则一边给我谈论文一边又说起读书清苦但此中有真义的话。我看着一排排鳞次栉比的书，有一时，真的作起了临渊羡鱼的梦，但对于如何结网，我的确茫然而无所适从。先生不但给我指明了道路，而且打消了我的顾虑。
不过，实在说来，自入葛门以来，我虽愚钝，却从来未敢懈怠，那些无根漂泊的话，尽管真切地反映了自身的处境，却也只对它略作形而上的玄思而已。我的爱人经常抱怨，从未见过如我这般不过问日常琐事的人。曾经，我在硕士论文的“后记”中感慨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求索之外，毕竟是要吃饭与睡觉的，而在这个商潮滚滚而我却无有寸土之地的广州，要解决这个问题，离开了钱是根本不可能的。论文不能带来一点铜臭的气息，但它同样不能带来米饭的香气和卧榻的呓语。能够带来这些的唯有爱人辛勤的汗水”。那时，她在广州打工，而如今在上海，因为有儿子要照顾，打工是不可能的了，然而要把儿子照看好，而且负责一日三餐，及家庭的一应琐屑卑微之事，却也非常不易的。无论晨昏、风雨以及冷热，只要我写论文而儿子捣乱，她便尽可能地带他到外面去玩，而儿子睡觉了，她才能出去买菜做饭，以及整理被儿子弄得一片狼藉的陋室。总算给论文划上了一个并不觉得圆满的句号。然而，我这后记中的谢词，却是如此苍白。十年风雨，数度漂泊，岂能一个谢字了得？
但我也不能不感谢这多年来在学业与生活上给我不断帮助与安慰的亲朋师友们。比如我的父母总能对我的碌碌报以宽厚的谅解，比如我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总能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毫不吝惜地伸出友爱之手，比如我在暨南大学读硕士期间的老师们，不但引领我走入学术之门，而且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关注着我的成长。在上海大学的两年多来，除了导师葛红兵先生经常在各种场合的精心指导之外，我还有机会课堂上聆听王晓明、王鸿生、王光东以及蔡翔等名牌教授的教诲。其中，王晓明教授的睿智给我许多启发，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清醒的判断，使我明白作为一个学者所应具有的人文情怀。王光东教授准确而平实的写作与授课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执拗的民间情怀，使我感觉善意与关爱的力量自在底层的人间。王鸿生教授每次见面都关心我的论文写作，尤其对我的语言表述方面，多次提出激情有余而论证不足的批评。蔡翔教授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研究与我的论文方向关系密切，他曾经说不了解革命怎么才能研究后革命呢？选修了他一年的课程，给我论文提供了不少新鲜的视角。此外，他还多次就我写作中的拖泥带水给予直言不讳的批评。
对于我的论文写作，作为导师的葛红兵教授更是事无巨细地给予全程指导。每一次的上课乃至私下的聚会聊天，他都能随时提出尖锐而一步到位的意见。记得有一年的教师节，他宴请所有在校的弟子，就在从他家出来到饭店的路上，他给我说：“你的论文应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革命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讲述？”这颇让我产生一熨铁熨平之感，而事实上，这个问题从此就成为我思考的核心，论文的核心观念也因此而建构起来了。真知其实就藏匿在日常生活之中，但似乎唯有葛老师的天纵之才，才能在如此不经意间给我透彻至极的指点。在学术上，葛老师还曾经与我在网络聊天中抛却师生尊卑之别你来我往地辩论过许多次，给我确定论文的论述框架，并不断地点出了可能的误区，以及必要的知识路径。在整个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把这些聊天记录复制下来，反复揣摩，认真领会，每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它们总能带给我一个柳暗花明的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师门不定期举行的读书会。张永禄师兄是最有力的主推者，他虽然住在校外很远的地方，却每次都争取参加，而且精心组织话题，保证了我们在海阔天空地闲扯之后能进入学术的热点之中。两年多来，我与葛老师合作了两篇年度文学理论与批评热点综述，而每一篇初稿都是在读书会上酝酿而成的。尤其是，有一回张永禄师兄对我的准备不周大发其火，我尽管嘴上跟他发飙，但心底发虚，回来就赶紧围绕他提炼的问题，认真研读各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总算把综述的初稿拿了出来，把感谢赠给他，他却一点也不居功。此外，他还给我打过几次牙祭，帮我介绍过兼职工作，去真心地感激的时候，他还是那么无所谓的样子。
许道军是我同时入门的师兄。他与我一样不善言，但笃厚，有着很强的内心原则。写文章板上钉钉，做事情脚踏实地。烟抽得凶，酒喝得猛，话说得狠，我一入门就直觉得他应该是个带兵打仗的主，一打听，果然，竟和大将许世友是近亲。许世友年轻时候钻过的阳沟他也钻过，不过许世友从此参加了革命，而他却跑到了教室里，以至于蹉跎到了现在，由学生而先生，由先生再回来作了学生。乱世出英雄，如此太平人间，真苦了他了。不过，对我却是幸事，从此多一诤友也，不然革命军中，他可容不得我这拖泥带水的兵。
这里还要再说说张鹏。他是文章大家，更是纵论高手。然而，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却从来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主儿。青天揽月他敢，海底捉鳖他能，破帽遮颜过闹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随后却总能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既能悦己，也能服人。或者这正是所谓知识的真谛也。泮池岸边有他的身影，观鱼桥头有他的笑声，践行的正是他作为生态主义者的人生态度，而我的每次随喜，也总能在学习与生活上获得不少教益。我的论文写的是革命叙事方面的内容，从与他的谈话，大抵可以看出革命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如未来主义的取向便忽视了日常生活的诗意，而这诗意并不仅仅和经济地位、阶级状况、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之类的东西密切相关的。
其他对我的论文写作提供过无私帮忙的还有已经毕业的宋红领师兄，以及谢尚发等小师弟们。刘凤美作为国际友人，也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当然，与同门师兄弟妹们的聊天不仅对论文有很大帮助，而且对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有着更大裨益。此外，为了查资料也不断地麻烦姜起民、王安中、曹院生、吴兴达、杨雄威等学友，他们都能特别地给予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睿智给了我无数启发，他们的仁厚给了我无数温暖，恰如这窗外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感激，而对于这感谢，我想他们一定还会体验到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将论文的评论的责任也强行塞到他们手里了。但愿他们能一如既往地对我的缺点和不足提出诚恳的批评与建议。
赵牧
2009年4月19日凌晨
